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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2015年第2期公報案例：《公司法》第16條第2款屬于管理性強制性規范，不應作為認定合同效力的依據；債權人對公司提供擔保的股東會決議僅負有形式審查義務。  

《公司法》于2005年10月27日經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會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第二次修正后，第十六條第二款關于公司為他人提供擔保的規定是否屬于效力性強制性規范？公司未按照該條款規定提供董事會決議、股東會決議是否導致擔保無效？債權人對公司提供擔保的董事會決議是僅負有形式審查義務還是應當進行實質審查？一直是司法實踐中存在爭議的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1年第2期刊登了“中建材集團進出口公司訴北京大地恒通經貿有限公司、北京天元盛唐投資有限公司、天寶盛世科技發展（北京）有限公司、江蘇銀大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宜賓俄歐工程發展有限公司進出口代理合同糾紛案”，在該案的裁判摘要中，最高法院認為，公司違反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一款、第二款的規定，與他人訂立擔保合同的，不能簡單認定合同無效。第一，該條款并未明確規定公司違反上述規定對外提供擔保導致合同無效；第二，公司內部決議程序，不得約束第三人；第三，該條款并非效力性強制性的規定；第四，依據該條款認定擔保合同無效，不利于維護合同的穩定和交易的安全。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5年第2期刊登的“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連東港支行與大連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大連振邦集團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中，最高法院再次延續了上述公報案例的裁判思路，認為《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并非效力性強制規范，不應以此作為認為合同效力的依據；債權人對公司提供擔保的股東會決議僅負有形式審查義務。
但有必要提醒讀者的是，盡管最高法院公報案例在司法實踐中具有強大的指導價值，但畢竟不像法律規定那樣具有穩定性，且案例指導存在針對案件具體情況的特殊性，因此，在實際操作中，為有效防范法律風險，在辦理擔保事宜時，還是建議廣大債權人按照《公司法》的規定要求擔保人提供相關董事會決議和股東會決議，并審慎履行審查義務。在2015年第2期的公報案例中，再審期間，申請人招行東港支行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新證據，即振邦股份公司股東會成員名單及簽名樣本，證明振邦股份公司提供給招行東港支行的股東會決議上的簽字及印章與其提供給招行東港支行的簽字與印章樣本一致。從最后最高法院改判的判決理由來看，該份新證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裁判摘要】
       《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該條款是關于公司內部控制管理的規定，不應以此作為評價合同效力的依據。擔保人抗辯認為其法定代表人訂立抵押合同的行為超越代表權，債權人以其對相關股東會決議履行了形式審查義務，主張擔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構成表見代表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案情概要】
         2006年4月30日，招行東港支行與振邦集團公司簽訂了一份借款合同，向振邦集團發放1496.5萬元的借款（借新還舊）。2006年6月8日，振邦股份公司出具《不可撤銷擔保書》，為上述借款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擔保。2006年4月30日，招行東港支行與振邦股份公司分別簽訂了兩份《抵押合同》，振邦股份公司以其相關土地使用權和房產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擔保，雙方并辦理了抵押登記手續。
       因振邦集團公司未按期償還借款本息、振邦股份公司沒有履行擔保義務，招行東港支行遂向法院起訴，要求振邦集團公司履行還款義務，振邦股份公司承擔擔保責任。
        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均認為振邦股份公司提供擔保的股東會決議無效，判決擔保無效。理由主要為：作為債權人，招行東港支行應對借款人提供的借款抵押合同及《股東會擔保決議》等相關資料的真實性從程序上、形式上進行審查?！豆蓶|會擔保決議》中共蓋有5枚印章，除振邦集團公司外所蓋印章均不是真實的，招行東港支行沒有盡到合理的必要的審查義務。另外，振邦集團公司是振邦股份公司的股東和實際控制人，在《股東會擔保決議》上也加蓋公司印章，違背公司法的規定，招行東港支行應是明知的。因此，《股東會擔保決議》所蓋五枚印章均無效，《股東會擔保決議》事項并未經過股東會的同意，該《股東會擔保決議》因缺乏真實性，導致導致擔保合同無效。招行東港支行沒有盡到審查義務，存在過錯，對擔保合同無效，應當承擔相應責任。遂根據擔保法解釋第七條的規定，判決振邦股份公司對振邦集團公司不能清償部分的債務承擔二分之一的賠償責任。
        招行東港支行不服遼寧高院二審判決，向最高法院申請再審，最高法院對該案進行提審后，對二審判決予以改判，判決擔保有效。
 
【最高法院改判理由】
       本院認為，本案各方爭議的焦點是擔保人振邦股份公司承擔責任的界定。鑒于案涉借款合同已為一二審法院判定有效，申請再審人對此亦無異議，故本院對案涉借款合同的效力直接予以確認。案涉《抵押合同》及《不可撤銷擔保書》系擔保人振邦股份公司為其股東振邦集團公司之負債向債權人招行東港支行作出的擔保行為。作為公司組織及公司行為當受《公司法》調整，同時其以合同形式對外擔保行為亦受合同法及擔保法的制約。案涉公司擔保合同效力的認定，因其并未超出平等商事主體之間的合同行為的范疇，故應首先從合同法相關規定出發展開評判。關于合同效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關于前述法律中的“強制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合同法解釋二）第十四條則作出如下解釋規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因此，法律及相關司法解釋均已明確了將違反法律或行政法規中效力性強制性規范作為合同效力的認定標準之一。公司作為不同于自然人的法人主體，其合同行為在接受合同法規制的同時，當受作為公司特別規范的公司法的制約。公司法第一條開宗明義規定“為了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制定本法”。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 。上述公司法規定已然明確了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體行為，防止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或者高級管理人員損害公司、小股東或其他債權人的利益，故其實質是內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約束交易相對人。故此上述規定宜理解為管理性強制性規范。對違反該規范的，原則上不宜認定合同無效。另外，如作為效力性規范認定將會降低交易效率和損害交易安全。譬如股東會何時召開，以什么樣的形式召開，何人能夠代表股東表達真實的意志，均超出交易相對人的判斷和控制能力范圍，如以違反股東決議程序而判令合同無效，必將降低交易效率，同時也給公司動輒以違反股東決議主張合同無效的不誠信行為留下了制度缺口，最終危害交易安全，不僅有違商事行為的誠信規則，更有違公平正義。故本案一、二審法院以案涉《股東會擔保決議》的決議事項并未經過振邦股份公司股東會的同意，振邦股份公司也未就此事召開過股東大會為由，根據公司法第十六條規定，作出案涉不可撤銷擔保書及抵押合同無效的認定，屬于適用法律錯誤，本院予以糾正。
         在案事實和證據表明，案涉《股東會擔保決議》確實存在部分股東印章虛假、使用變更前的公司印章等瑕疵，以及被擔保股東振邦集團公司出現在《股東會擔保決議》中等違背公司法規定的情形。振邦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建良超越權限訂立抵押合同及不可撤銷擔保書，是否構成表見代表，招行東港支行是否善意，亦是本案擔保主體責任認定的關鍵。合同法第五十條規定：“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超越權限訂立的合同，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權限的以外，該代表行為有效”。本案再審期間，招行東港支行向本院提交的新證據表明，振邦股份公司提供給招行東港支行的股東會決議上的簽字及印章與其為擔保行為當時提供給招行東港支行的簽字及印章樣本一致。而振邦股份公司向招行東港支行提供擔保時使用的公司印章真實，亦有其法定代表人真實簽名。且案涉抵押擔保在經過行政機關審查后也已辦理了登記。至此，招行東港支行在接受擔保人擔保行為過程中的審查義務已經完成，其有理由相信作為擔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周建良本人代表行為的真實性?！豆蓶|會擔保決議》中存在的相關瑕疵必須經過鑒定機關的鑒定方能識別，必須經過查詢公司工商登記才能知曉、必須諳熟公司法相關規范才能避免因擔保公司內部管理不善導致的風險，如若將此全部歸屬于擔保債權人的審查義務范圍，未免過于嚴苛，亦有違合同法、擔保法等保護交易安全的立法初衷。擔保債權人基于對擔保人法定代表人身份、公司法人印章真實性的信賴，基于擔保人提供的股東會擔保決議蓋有擔保人公司真實印章的事實，完全有理由相信該《股東會擔保決議》的真實性，無需也不可能進一步鑒別擔保人提供的《股東會擔保決議》的真偽。因此，招行東港支行在接受作為非上市公司的振邦股份公司為其股東提供擔保過程中，已盡到合理的審查義務，主觀上構成善意。本案周建良的行為構成表見代表，振邦股份公司對案涉保證合同應承擔擔保責任。
        關于案涉《抵押合同》的擔保責任，鑒于該案一、二審期間招行東港支行僅提出相對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訴訟主張，并未提出對案涉抵押物享有優先受償權的訴訟請求，故其再審中請求享有案涉抵押擔保物權的主張已超出原審訴請范圍，因此本院再審中不予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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